| 打造完美人类：伦理上行吗 |
| 发布日期：2014-01-26 来源：健康报 |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堂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在讲台上来回踱步。这个哲学教授喜欢让学生“做选择”。这次他冲着台下的中国学生大声问：“假如现在科学上可以做到事先决定新生儿的身高，你会不会选择生一个高个儿孩子？”
台下的学生刷刷地举起纸片，黄色表示同意，红色表示反对。2013年12月12日，站在一块写着“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的大屏幕前，他笑着说：“我们又遇到了意见分歧，这下可以好好讨论一下。”
“技术上可行，伦理上行不行”——从2006年开始，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在桑德尔的课堂上。这位哲学教授跟哈佛大学的生物学教授道格拉斯·梅尔顿一起，开设了一门叫做《伦理、生物科学和人性未来》的课程。他们在课堂上摆出当下科技发展与伦理碰撞后产生的问题，跟学生一起讨论。
让每个人参与辩论
一个高个子男生拿着话筒，不紧不慢地说：“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的经历，所以我反对利用科学手段事先决定他们的生活，因为父母没有权力为尚未出世的孩子选择人生。”
他刚说完，另一个男生就抢走话筒，发表了不同意见：“咱们都想过得好一点儿，不是吗？我就不够高，也不够聪明。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想娶一个又高又聪明的姑娘，这样我才能生一个又高又聪明的孩子。要是我可以直接用基因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这是我的权利，有什么不好呢？”
“稍等一下，你是说即便没有基因手段，你也要娶一个又高又聪明的妻子吗？”桑德尔打断了他，饶有兴致地说，“你先别放下话筒，我想要跟你讨论一下。”
2001年，桑德尔被选入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与其他委员一起就生物技术的伦理问题展开论战，后来他们的一大议题，就是要讨论清楚，干细胞研究在伦理上是否行得通。
2006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行使了任期内****次否决权，否决支持干细胞研究的法案。那时候，“科技”与“伦理”的冲突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人坚持干细胞研究跨越了道德底线，也有人认为科学研究不该被外力阻挠。
“对这一类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思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周琪说，“我们不能等待成果出现那天，才来考虑伦理的问题，应该有更前瞻的思考。”
我们须为选择负责
在这堂课上，梅尔顿和桑德尔站在讲台的两端。通常情况下，身为生物学家的梅尔顿先出场，讲一讲生物学上的新突破能够带来哪些改变。接着，身为哲学家的桑德尔出场，打断梅尔顿的演讲，抛出他在这个科学发现中嗅到的伦理问题——
“父母花钱利用科技手段选择生男生女，这样对吗？如果真的可以这样选择，一对失聪的父母也可以选择生下耳聋的孩子吗？”
“高尔夫球选手泰格·伍兹因为视力差，进行了激光视力矫正手术，恢复到正常人水平，赢得了比赛。如果激光手术让他的视力比一般选手更好，这个手术还是不是合理呢？”
这门课迅速成为哈佛********的课程之一。开课****天，只能容纳240人的教室一下子涌进来了380人，教室里挤得“只剩下站着的位置”。
不过，每当这对哲学家与生物学家意见一致的时候，他们就会邀请一个持反对观点的“第三方”到场，参与他们的讨论。
比如，讲到在实验室制造胚胎干细胞的案例时，他们的意见就很统一。两位教授都认为，利用胚胎干细胞研究寻找对抗糖尿病、阿尔兹海默综合征、帕金森综合征等疾病的对策，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是在伦理上都说得通。
但是，为了保证学生可以听到不一样的意见，他们找到了美国天主教主教教团的理查德·道尔弗林格，来课堂上讲讲他对于生命的理解。
哲学家、神学家和生物学家就在哈佛的课堂上，带着课堂上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学生，激烈地争论起来。梅尔顿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可以帮人类寻找对抗疾病的良方，而虔诚的道尔弗林格却坚持说，在实验室研究中的胚胎干细胞就是“活生生的生命”，这种研究是“夺取无辜生命”。
在干细胞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梅尔顿立刻反问：“一个只有一天大的胚胎干细胞，跟一个6岁大的男孩，你觉得他们在伦理上的地位是一样的吗？”
道尔弗林格毫不犹豫地回复：“当然。”
“那么，为什么社会能够允许把一天大的胚胎搁进冰箱里，6岁的男孩却不行？”梅尔顿追问。
事实上，这堂《伦理、生物科学和人性未来》课上面对的伦理困境，在课堂外也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背景、立场完全不同的18名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专家齐聚一堂，各自提出自己的观点，一同讨论。
跟桑德尔这个哲学家一同争辩的人来自不同地区，属于不同种族。既有生物医学专家或者行为学专家，还有临床大夫，以及来自伦理学、宗教学、法律、自然科学、社会学、人文学科、卫生管理、政府与公众事务等领域的专家。此外，还要有至少3名公众参与，并将所有会议向民众公开。
“这些议题总令人绞尽脑汁，但却十分令人兴奋。”桑德尔说，“我们必须为这些选择可能带来的影响负责任，不管我们是不是科学家。”
直面科技带来的伦理问题
桑德尔和梅尔顿的这堂课总是充满争论。在课堂没吵完的学生，还会到这门课的网站上继续争论。
在这个叫做“生物伦理”的网站上，针对各种生物学伦理话题列了一条又一条——“信仰能不能战胜药物？”“当今的医药公司应当担起怎样的责任？”“动物伦理，瞧瞧我们走到了哪一步？”
“我和桑德尔都把这门课看做一个平台，在这里，笃信科学为中心的人能够和不以科学为中心的人坐在一起，共同直面生物科技带来的伦理问题，这种讨论将对我们所有人有益。”梅尔顿说。
事实上，经历了这堂科技和伦理碰撞的课程后，许多人的观点都出现了多多少少的改变。比如，关于是否应当服用提高效率的安全药物这件事上，在听取了反对方的争论意见后，表示赞同的学生数量增加了一倍。
这次在中国的讲座最后，桑德尔摘掉了自己的眼镜，盯着台下安静听他演讲的学生，总结着自己的观点——如果基因技术用来治疗人的缺陷，会给人带来莫大助益，但如果用来制造“完美人类”，或将带来一场灾难。我们以为用生物工程改造孩子和自己来获取成功是在行使自由的权利，但这真的是自由吗？
“这样做会分散我们仔细思考这个世界的注意力，并减弱我们改进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冲动。与其运用新的基因权利去矫正‘人性这根弯曲的木材’，不如竭尽所能做好社会和政治安排，使其更适合不完美的人类天赋和局限。”桑德尔摊着手，眯着眼睛说，“当然了，我们的讨论，并没有****的正确答案。”《中国青年报》2014.01.15 李斐然文